任何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聪明的。2024年5月，据新闻机构报道，唐纳德·特朗普在布朗克斯的一次集会上宣称，不仅“只要他当上总统，就不会有乌克兰战争，就不会有与以色列的战争，也不会有10月7日事件”，而且还说“肤色无关紧要”，因为“我们都是美国人”。

在他的竞选过程中，他反复重申将结束持续不断的冲突，尤其提及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他自诩为和平缔造者，并指出在他此前四年的任期内没有发动任何战争。然而，仔细审视之后，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美好愿望也随之消逝。意识形态规划方面可能发生了某些改变，或者说，某些改变已被揭示和阐明：2月28日星期六，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而伊朗方面似乎也做出了同等力度的回应。

回顾此事，世界已然习惯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为波动，但如今更令人担忧的似乎是欧盟对当前局势的态度。欧盟的体制似乎有些脱节（恕我直言），其复杂的结构四分五裂，其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也因此受到限制，最终只能被动地接受现状。此外，欧盟迄今为止似乎也未能形成一个成员国之间统一的整体，其中一些国家愿意在必要时采取未指明的防御行动，而另一些国家则不愿为美国的行为辩护。鉴于此，要得出任何结论都远非易事。

仅仅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是促进和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机会（假设，或许并不承认，根据国际法，可以干涉他国内政和外交，无论好坏），这种想法似乎很不切实际，甚至可能带有事后为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辩护的意味，而这种行动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全球性影响，其后果或许难以控制。

与唐纳德·特朗普的预期相反，德黑兰似乎并没有袖手旁观。欧盟的信誉，本已因近年来的地缘政治事件而受损，如今似乎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目前无法建立一个能够体现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形象的信任原则，而这个共同体本应建立在真正共同的价值观和遵守曾经存在但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怀疑的论调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最应该提出的问题似乎是：欧盟今后打算依据哪些新规则？是自主制定的规则，还是外部制定的规则？如果是外部制定，又由谁来制定？这其中的区别至少可以说是实质性的，而最终的答案可能会对欧盟的存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场最新冲突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加剧了疫情期间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动荡所带来的现有不稳定局面，似乎削弱了民众对各自国家政府的信任，而这些政府可能并未做好应对新出现问题的准备。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仍然是这场最新冲突的社会经济后果。封锁作为战略要道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海湾国家民用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似乎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立即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这很可能引起欧洲国家的严重担忧。

换言之，市场及其复杂的规则和变量，不仅会对具体的、可感知的动荡做出反应，甚至在此之前，也就是在人们感知到剧烈变革威胁的那一刻，市场就会做出反应，从而影响整个实体经济。那么，欧盟届时将如何应对？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主权奠定基础，使其能够不拘泥于旧有的联盟关系，追求自身的特定利益。

Giuseppina Di Salvatore – 努奥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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