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战争事件，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凌晨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要求国际社会反思国际关系的近期和未来走向。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行动模式，以及在明显缺乏任何防御需求的情况下，这种被其自身定义为预防性行动的做法是否必要/恰当。

无论你像特拉维夫那样称之为“狮吼行动”，还是像华盛顿那样称之为“史诗狂怒行动”，都无关紧要。名称改变不了实质。民主不是靠炸弹输出的。所谓的“旧大陆”——欧盟，只能承认一项预先安排且某种程度上是强加的计划（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它甚至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无法尝试反对。

据媒体报道，哈梅内伊已经去世，但这似乎并非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伊朗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很难找到足够强大的机构来掌控局势。伊朗本身就维持着极其复杂的关系和联盟（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定义的话）。例如，俄罗斯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关系，俄罗斯通过其外交部长将此次袭击定义为“有预谋的、无端挑衅的武装侵略行为，针对的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准则”。

常识可能会告诉我们，欧洲机构和各个成员国都应该坚决与他们完全不认同的行为划清界限，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并未正式确认伊朗即将发动袭击。

如果我们仅从法律国际主义层面来审视，那么这种看似新颖的军事情报战略，实际上不过是对早于联合国成立的国际机制中既有行动的简单复辟。尤其当其目的在于否定集体安全体系本身的合法性时，更是如此。在该体系中，个人权力受到集体决策的制约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战争制度的启用似乎仅仅是为了规避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并试图将其包装成恢复全球平衡的具体措施。而当这种行动根本无法作为合法制度解决方案的替代方案时，这一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Giuseppina Di Salvatore – 努奥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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