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并补充说他“准备与普京直接谈判以结束战争”，“而不是排队等待所有人解决世界上的冲突，然后轮到他们”。

当然，这些言辞清晰明确，但考虑到冲突爆发整整四年后，它们似乎并未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或实际效力。相反，它们似乎反映出一种遥远的、来自早已过时且不再紧迫的背景的观念。或许，正是从这些言辞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对西方针对伊朗的承诺所造成的“伤害”（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的深切担忧，因为从本质上讲，这将使美国的武器转向波斯湾。另一方面，弗拉基米尔·普京似乎表示愿意承认欧盟在解决冲突中的作用，前提是这种“援助应纳入安克雷奇协议”。此外，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也澄清说，他“并非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而是……反对欧盟成为一个军事集团”。总之，这并无新意。

更具体地说，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基辅加入欧盟可能会给意大利及其第一产业带来负担，因为它将成为一个农业竞争对手，争夺欧盟对该产业的资金。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盟目前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状况本身就“阻碍”了任何旨在由成员国单独发起、且仅对这些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倡议。

意大利缺席斯塔默、马克龙、默茨和泽连斯基在伦敦举行的会晤并非偶然，因为意大利对向冲突地区派遣军队拥有否决权。意大利的缺席是否会损害其国际声望，如今尚难断言，但事实上，意大利的缺席本身就标志着欧盟内部出现了深刻的裂痕，这必然会严重削弱欧盟的实力。这种削弱并非源于欧盟天然的非战争倾向，而是源于其明显缺乏一个能够为所有27个成员国制定统一且具有约束力的指导方针的凝聚力强的组织架构。

意大利理所当然地承受着其混合国际定位所带来的种种困境，因为它受到现任政府意识形态上与唐纳德·特朗普政策的接近以及与拜登政府一脉相承的对基辅的持续支持（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的“制约”。或许，保持中立立场并做出持续的外交承诺，会更符合意大利的国家利益，从而确保其拥有更大的谈判影响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白宫领导层的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优先事项的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及其引发的严重全球能源危机，目前已成为首要的国际紧急事件，其他所有地缘政治问题，包括基辅问题，都黯然失色。变革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意大利似乎尚未做好准备，即便是在欧盟之前，甚至在其潜在的欧洲盟友之前，也未做好应对变革的准备，或者说，尚未做好以必要的力度应对变革的准备。如果这必须符合国家利益，那就应该全力以赴地维护国家利益。

Giuseppina Di Salvatore – 努奥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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